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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2-15 8:45:25 来源:山东商报

        “这是一本生命的书,也是一本我个人极其艰辛的思想历程的书。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,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,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。没人推我进来,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,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。”这是冯骥才在其新作 《漩涡里:1990-2013我的文化遗产保护史》(《漩涡里》)中的表述。

 

 
 


  近日,冯骥才非虚构新作《漩涡里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。这部14万字的随笔作品是冯骥才“记述人生五十年”《无路可逃》《凌汛》《激流中》这一系列非虚构、自传体、心灵史式写作的最后一本。本书完整、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冯骥才人生的第二次重要“转型”——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。 记者朱德蒙

 

  书写时代,是责任与担当

 

  冯骥才,浙江宁波人,1942年生于天津,中国当代作家、画家和文化学者。作品题材广泛,形式多样,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。代表作《啊!》《雕花烟斗》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《珍珠鸟》《一百个人的十年》《俗世奇人》等。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荷、西、韩、越等十余种文字,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。

 

  新作《漩涡里》,完整、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冯骥才人生的第二次重要“转型”,从文学创作跳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心路历程。他从情感上、使命上,把保护民间文化、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。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,到后来的主动投入,从一件件具体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中,冯骥才展现出其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与自觉,责任与担当。

 

  “我无数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:你究竟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?为什么?”冯骥才表示,这是自己最难回答的问题。因为这问题对于他太复杂,太深刻,太悲哀,太庄严,也百感交集。“我曾说过,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,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‘陷阱’,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。我承认,没人推我进来,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,完全没有想到这漩涡会把我猛烈地卷入其中。从无可选择到不能逃避,我是从一种情感化的投入渐渐转变为理性的选择。因此,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心安理得。为此,我写这本书时,心态平和从容,只想留下我和我这代知识分子所亲历的文化的命运,沉重的压力,以及我们的付出、得失、思考、理想、忧患与无奈。但是这毕竟是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中一次空前的遭遇。一次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间无法避免的文化遭遇。不管我们怎么努力,此前与此后的文化景象都已经大相径庭了。为此,在本书的写作中,我不想回避历史文明在当代所遭遇的种种不幸、困惑以及社会的症结。如果我们不去直面这段文化的历程,就仍然愚钝和无知。只要我们写这历史,就一定让它在镜子里呈现。”

 

  没有迷失在这个物欲的世界

 

  “文学既是孤独的,也不是孤独的,因为支撑文学的还有读者。我会与文学、与读者相伴终生。”冯骥才凭《俗世奇人》 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时,他这样说道。尽管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,但冯骥才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立场,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,更带有一份浓厚的情感。

 

  据悉,2013年夏天,北京几位好友前去拜访冯骥才,聊起人民文学出版社(人文社)“搬迁”一事,说到冯老师当年还帮人文社盖过房子。大家感慨他与人文社的故事太多了,人文社编辑脚印随即约稿,“期望能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下来”。冯骥才欣然应允,于是便有了《凌汛》一书。后来他每年增添一部,4年完成“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”,记录长达半个世纪的弥足珍贵的文化史。

 

 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,包括《无路可逃》《凌汛》《激流中》,以及《漩涡里》四部。《无路可逃》中,冯骥才以自我口述的方式,讲述他在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的经历。《凌汛》则记录作家冯骥才1977年至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从“借调式写作”走向“新时期文学”的种种难忘的人和事,书中还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。《激流中》讲述了冯骥才亲历的新时期十年(1979年-1988年),他进行文学创作、从事文化工作以及与许多作家交往等活动,真实地抒写了上世纪80年代文坛内外的人情与世情,也忠实记录了冯骥才从热闹的文学退场,转战传统文化、民间文化整理保护的人生轨迹,用行动实现思想。

 

  “绘画、文学、文化遗产保护、教育是我的‘四驾马车’。”冯骥才曾说,他的四驾马车不是四马拉一车,而是只有自己这一匹马,“我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,因为我车上的事较一般的车多四倍。”

 

  事实上,从最初有志于丹青,到拿起笔写作,冯骥才在新书中谈到,是由于时代的地覆天翻、大悲大喜的骤变。“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《命运的驱使》,用文学的笔记下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运。于是我便从画坛跨入了文坛。后来,由于文化本身遭受重创,文明遗存风雨飘摇,使我又不能不‘伸以援手’,随即撇开文学投入文化的抢救与保护中。一路走来,幸运的是,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与兴灭完完全全融为一体,我顽强坚持自己的思想,不管或成或败,我都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。为此,在现实中我没有实现的,我要在书中呈现。这也是写作的意义。”